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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两税法治标不治本长沙

发布时间:2019-09-20 16:46:56 阅读: 来源:屏蔽泵厂家

中唐两税法:治标不治本

    法制晚报讯(记者 胡之光) 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五月初二,挺过了“安史之乱”的唐朝第八位皇帝李豫驾崩,谥号“睿文孝武皇帝”,庙号代宗。同年六月十二日,第九位皇帝李适(kuò)即位,这便是日后的德宗。此时的李适,应该会感到相当的不轻松。    大唐王朝的财政和社会正陷入不可挽回的颓势中。此时虽然距离内战结束已经过去十六年,但北方的经济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恢复,国本不稳。该收的钱收不上来,该花的钱却一分没少:政府的日常运作,需要行政费用维持;而最关键的,无论是防范割据藩镇、对抗异族入侵,还是镇压农民起义,都需要军费。干什么都需要花钱,中央正是用钱之际——却连个纳税人都没有。    病根  土地兼并烈 人头税逼无地农民出走    大唐王朝目前表面上的问题是劳动力与土地的脱离,为什么会这样呢?如果仅仅从道德的角度将之归咎于政府腐败与横征暴敛,未免有失公允,也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事实上,当时的朝臣中,有一个人已经参透了这其中的奥妙。    此人名叫杨炎,时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就是——宰相。    农民逃亡、反抗,理由很简单:老子交不起税。政府收不到这一批税,只好委屈他们的邻居补齐,这迫使了更多的农民逃亡与反抗。那么,最初的那一拨逃亡,是什么造成的?    赋税制度是建立在土地制度与户籍制度之上的,如果说赋税制度出了问题,那么病根,也应当出在这两者身上。    说到这里,有必要了解一下唐朝原有的三项制度。唐朝承袭发展了自北魏以来施行的均田制,将人头与田地平均一一对应起来,并将户口登记在册。在如此基础上实行的赋税制度,称为“租庸调制”:每个人都要定期向官府缴纳“租庸调”。其中,“租”是田里产的粮食;“调”是视具体情况而定的绢布麻棉等制品;“庸”是用来代替徭役的视具体情况而定的绢布麻棉等制品。    显然,如果大家的田亩都差不多,那么按照人头征税无疑更为方便——要知道征税也是有成本的,要是征税的成本还抵不上征上来的税,那还不如不征。    杨炎发现,租庸调制之所以造成了农民的逃亡,根本上是其根基——均田制的崩溃造成的。均田制崩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人口增长导致了政府逐渐无田可授。但最关键的,仍旧是愈演愈烈的土地兼并——讽刺的是,这正是均田制当初被设立的初衷。    由于政府难以做到对土地完全精确的规划,不得不对土地产权的自由流动做出一定程度的放松——这样一个缺口,在日后漫长的年代中被特权阶层越撕越大,最终酿成了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严重后果。早在李适的老爹代宗那一朝,经过特权阶层花样百出的巧取豪夺(“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比置庄田,恣行吞并,莫惧章程”),就已经出现了“百姓田地,比者多被殷富之家官吏吞并”的情况。    富人官僚们占据了大片土地,赋税负担并没有增加;农民们丧失了土地,但作为人头税的“租庸调”并没有随之去除。是以 “富人多丁者,以宦、学、释、老得免,贫人无所入则丁存。”    面对这样的现实情况的变动,唐朝中央政府的反应是怎样的呢?若用四个字来评价,那就是:非常迟钝。自开元(公元713年)以来,承平日久,户籍没有相应调整,土地产权变更也缺乏登记,导致租庸调制产生了极度不公,严重影响了财政收入。    正是这样的现实,导致了最初的一拨农民“用脚投票”,退出这一畸形的经济体制;并由于政府缺乏技术性的政策规制,使得逃亡规模越来越大。    自北魏延续至今近三百年的均田制,业已瓦解;大唐的财政,如今已风雨飘摇。    猛药 废除“租庸调” 推两税按财产多少纳税    病根已经找到,要治这个病,该下什么方子呢?    很显然,有两个方子可用:第一方,恢复原有的均田制与相应的户籍制度,那么租庸调制便可以继续实行;第二方,承认均田制的崩溃,建立新的户籍制度,改革以租庸调制为代表的赋税制度。    现在大家可以把自己想象成杨炎:作为一介名医,该选哪个方子?确实很难以抉择,不是么?两个方子好像都有道理,究竟哪个更好?抑或两个方子选哪个其实无所谓?    这个比较我们暂且按下不表,且看历史上杨炎的抉择。    他选了第二个方子。    杨炎固然难以精确地计量两个方子最终带来的效果,但他知道一点:第一个方子要比第二个方子更猛。若非病入膏肓,最好还是别用猛药。用第一个方子,意味着要那些地主豪强把已经吃到嘴里的东西再吐出来,这对当时的中央政府和皇室来说,无疑是难于上青天,没准搞着搞着就把国家搞没了。    所以,大历十四年(如果你记性好,就会记得这时李适的屁股还没在皇椅上坐热),杨炎上书,提出了历史上著名的“两税法”,以取代不合时宜的租庸调制:“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其田亩之税,率以大历十四年垦田之数为准而均征之。”也就是说,从此以后,“租庸调”变为户税和地税:户税针对财产征收,缴纳绢帛和一小部分钱;地税针对田亩征收,缴纳谷物。多者多纳,少者少纳。这就很像我们今天的纳税原则了:高收入者多纳税,低收入者少纳税。同时,根据均田制业已崩溃这一事实,原有的户籍制度也要调整:不论百姓原籍为何,就地登记纳税。这样一来,人口流动也无所谓了,只要你还在我的地盘上,就要纳税。    自此,中国以人头税为主的赋税制度,转变为以财产田亩税为主的赋税制度。而且由于以前人和地必须牢牢对应,如今也不再必要,政府对人身的限制也较以前宽松。    李适非常满意,不顾朝臣反对,第二年正月五日便敕曰:“年支两税。”二月十一日,又颁布起请条(相当于法律修正案):“令黜陟观察使及州县长官,据旧征税数,及人户土客定等第钱数多少,为夏秋两税……其丁租庸调,并入两税。”    夏秋两征之,是为两税法。    原罪 忽视商业税 放任富户不课税    由于纳税结构的调整合理,两税法实行后,史载:“自是人不土断而地著,赋不加敛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吏不诫而奸无所取,轻重之权始归朝廷矣。”    精彩吗?真精彩。杨炎仿佛是略施巧计,便以四两拨千斤的功力,使唐中央政府的财政大为改观。那些反对者们,看来都不过是泥古不化、目光短浅之徒。    等等,真是这样吗?    建中二年(公元781年),杨炎提出两税法后两年,即为奸相卢杞构陷而死。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宰相陆贽向李适上《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反对两税法。他写道:“(租庸调制)此时弊,非法弊也。时有弊而未理,法无弊而已更。”这句话与我们之前提到的第一个方子的思路不谋而合:租庸调制本身没有错,错在均田制瓦解。可见,陆医生是第一个方子的支持者。    那么,采用第二个方子,实行两税法有哪些弊病?陆医生一一列举道:    “资产少者则其税少,资产多者则其税多,曾不悟资产之中,事情不一:有藏于襟怀囊箧,物虽贵而人莫能窥;有积于场辅囤仓,直虽轻而众以为富;有流通蕃息之货,数虽寡而计日收赢;有庐舍器用之资,价虽高而终岁无利。如此之比,其流实繁,一概计估算缗,宜其失平长伪。由是务轻费而乐转徙者,恒脱于徭税,敦本业而树居产者,每困于徵求。”两税法只顾盯着农业,却忽视了商业的蓬勃发展和它所创造的巨大财富。商业税收,完全游离于两税法的体系之外。    “定税之数,皆计缗钱;纳税之时,多配绫绢。往者纳绢一匹当钱三千二百文,今者纳绢一匹当钱一千五六百文。往输其一者,今过于二矣!虽官非增赋,而私已倍输。”税收以货币来定,纳税却要缴实物。实物价格下跌,纳税者便受到损失。两税法虽然想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可在实行过程中却与商品经济脱节。    “大历中非法赋敛,既并收入两税矣。今于两税之外,非法之事,复又并存。”可见,苛捐杂税,并没有随着两税法的设立而消失。    “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今京畿之内,每田一亩,官税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亩至一石者,是二十倍于官税也。”这句话直指两税法对特权阶层的妥协。    它在事实上承认了均田制的崩溃与土地私有,并且放任了土地兼并。但如果能借此对富户多课税,就可以限制土地兼并。然而官家收田税,地主收田租,“官取其一,私取其十”,这还有王法了吗?还让不让农民们活了?只想增加财政收入,不想办法遏制土地兼并、贫富分化,不想办法促进社会公平,这严重背离了当年北魏孝文帝设立均田制的初衷:维护社会稳定、防止地方做大。短期看,固然增加收入;长远看,国将不国!    税改有遗憾  难挽积重大唐朝    凡此种种,无一不暴露出两税法制度设计的尴尬:一是想适应又不能完全适应商品经济,二是完全对政治、经济既得利益集团妥协。    当年反对两税法的官员中,确实有一批泥古不化、目光短浅之辈,杨炎在经济方面的目光与才干,确实超出他们不知多少;陆贽和那些官员一样反对两税法,可那些官员又岂与陆贽在同一层次上?二人殊途,但杨炎与陆贽至少在眼光上是殊途同归的。    精彩,这才是真的精彩。    不过,杨炎真的就没有预计到这些缺陷吗?陆贽具体又会怎么做呢?他能避免之前我们所提到的第一个方子的危险吗?遗憾的是,历史没有赋予他实现抱负的机会;而我们的疑惑,也就无从得解。陆贽上这道精彩奏疏的同年,便为李适所亲信的户部侍郎裴延龄所排挤,被罢为太子宾客;第二年,又被贬为忠州别驾,离开京城长安。永贞元年(公元805年),日后的唐顺宗李诵即位,下诏召还陆贽。诏未至,贽已逝。    杨炎选择第二个方子进行温和的改革,没有错;陆贽支持第一个方子来当猛药,也没有错。他们只不过是依据当时的现实问题和有限的信息,权衡再三,选择了他们认为能够解决问题的道路。他们的原罪,在于远远异于过去的经济形势,和背后积重难返的大唐王朝。可是,他们却没有过去的类似经验来借鉴,也没有超级计算机来预测未来。    试想,假如杨炎在实行两税法的同时,也适当地恢复均田制呢?这样一个制度无疑结合了两个方子的优点,而且将更贴近现代制度。可惜,历史不容假设。杨炎与陆贽,都在机缘巧合之下走过了自己人生的十字路口;大唐的巨轮,也缓慢沉重但毫不停歇地碾向命中注定的远方。历史的云烟散尽,唯有一声叹息。    文/胡之光  制图/周建文   (来源:法制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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