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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唐前期贞观群臣的咏史诗创作-【xinwen】

发布时间:2021-10-11 10:50:17 阅读: 来源:屏蔽泵厂家

一、初唐前期的文化、政治氛围

初唐是唐代发展进程中的第一个阶段,如前所述,初唐前期唐太宗首先开辟了中国历史上的“贞观之治”,政治上的清明给予了文人更高的参政热情,同时唐太宗还是一位纳谏如流的好皇帝,他与魏征之间的兼听纳谏,使其获得政治上的极大好处。他也亲自奖励进谏的官员。唐太宗还建立京师学,增建校舍,一时文教之风大盛,他还注重编修历史,所有这些都表明初唐前期政治稳定,国运昌盛,文化繁盛,对于咏史诗创作而言,是一个和平繁荣的盛世阶段。

二、主题倾向

(一)对古人进行颂扬、借鉴历史,表现出明显的儒家史观意识

初唐前期创作以贞观君臣政治集团为核心。虽然也有下层在野之士,但仅有王绩一人。在主题思想上,这一时期的咏史诗大多侧重对于古人的颂扬与历史的借鉴,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儒家史观意识。唐太宗李世民《咏司马彪续汉志》王《咏汉高祖》《咏淮阴侯》魏征《赋西汉》郑世翼《过严君平古井》欧阳询《道失》等,均表现出这种主题取向。如王《咏汉高祖》云:

汉祖起丰沛,乘运以跃鳞。

手奋三尺剑,西灭无道秦。

十月五星聚,七年四海宾。

高抗威宇宙,贵有天下人。

忆昔与项王,契阔时未伸。

鸿门既薄蚀,荥阳亦蒙尘。

虮虱生介胄,将卒多苦辛。

爪牙驱信越,腹心谋张陈。

赫赫西楚国,化为丘与榛。

王,字叔,太原祁人,唐初名臣。他的这首诗采用史传体的方式,来咏赞汉高祖刘邦的雄伟霸业,实际上是借汉喻唐,歌颂唐太宗。有的学者认为:“‘无道秦’写隋,西楚项王就是写李密。”这种说法过于比拟,未必是这样。但是诗的主旨是颂赞李世民的盛业,则是非常明确的。其《咏淮阴侯》一诗也是采用史传体的方式,主要歌咏韩信辅佐汉高祖刘邦的丰功伟绩:“道契君臣合,时来名位彰。北讨燕承命,东驱楚绝粮。斩龙堰濉水,擒豹熠夏阳。功成享天禄,建期还南昌。”但结尾四句又对功臣的最终命运深表慨叹“吉凶成纠缠,倚伏难预详。弓藏狡兔尽,慷慨念心伤”。这种慨叹可能深含讽谏,是基于现实的考虑。唐太宗霸业已成,功臣功成名就后,如何避免兔死狗烹、祸福难预的历史悲剧,就成为摆在功臣面前的一大现实问题。《资治通鉴》卷194载:“(贞观六年)九月,己酉,幸庆善宫。……同州刺史尉迟敬德预宴,有班在其上者,敬德怒曰:‘汝何功,坐我上!’任城王道宗次其下,谕解之。敬德拳殴道宗,目几吵。上不怿而罢,谓敬德曰:‘朕见汉高祖诛灭功臣,意常尤之,故欲与卿等共保富贵,令子孙不绝。然卿居官数犯法,乃知韩、彭醢,非高祖之罪也。国家纲纪,唯赏与罚,非分之恩,不可数得,勉自修伤,无贻后悔!’”(新、旧唐书中《尉迟敬德传》亦载此事)王也参与了这个宴会,疑此诗殆为此类事情而发。又如魏征《赋西汉》云:

受降临轵道,争长趣鸿门。

驱传渭桥上,观兵细柳屯。

夜宴经柏谷,朝游出杜原。

终藉叔孙礼,方知皇帝尊。

此诗作于贞观十一年(637),通过叙述汉高祖、汉文帝、汉武帝的史事,来赞扬唐太宗。但结尾却落脚于叔孙通确立礼仪以显示朝廷肃威的史事,侧面讽谏唐太宗要牢记创业艰难,强调要注重儒家礼乐建设,反映出魏征作为一个史学家、儒家的思想观念。再如欧阳询的《道失》:

已惑孔贵嫁,又被辞人侮。

花笺一何荣,七字谁曾许。

不下结绮阁,空迷江令语。

雕戈动地来,误杀陈后主。

欧阳询,字信本,博览经史,尤精三史,工书,《全唐诗》仅存此诗一首。此诗主要讽刺、批判陈后主宠信辞人,爱好浮华文学,以致误国的史事。这实际上是魏征所作《陈书》卷6《后主本纪》中的史论内容的一种诗性传达:“古人有言,亡国之主,多有才艺,考之梁、陈及隋,信非虚论。然则不崇教义之本,偏尚淫丽之文,徒长浇伪之风,无救乱亡之祸矣。”这首诗也有可能是针对唐太宗爱好宫体诗创作的现实而发。

(二)形成儒家史观的原因

贞观君臣为核心的咏史创作,侧重于对古人的颂扬与批判,注重历史的讽谏意义,颂美规箴,具有较为明确的现实指向。这里,历史成为一种为现实政教服务的手段。形成这种咏史创作的格局是有一定原因的。大唐建国之后,便开始考虑如何借鉴前代各朝的兴亡经验,以巩固、振兴新生政权。武德五年(622),朝廷着手编撰前代梁、陈、北齐史书,但没有成书。其后,贞观三年(629),太宗命重修五朝史,由魏征总知其务,由“令狐德、岑文本撰《周史》,孔颖达、许敬宗撰《隋史》、姚思廉撰《梁》《陈史》,李百药撰《齐史》”(《旧唐书》卷七十一《魏征传》)。唐初不仅重视对于前代历史的总结,而且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也非常注重引史为谏。这在唐吴兢《贞观政要》中,特别是第8卷《辨兴亡》中有充分体现。“贞观之治”局面的形成是和统治者注重历史经验教训分不开的。在这种情况下,贞观君臣一旦以历史题材作为诗的吟咏对象,便首先会从历史的戒谏角度去考虑创作的主题取向。同时这种主题的形成也和当时儒教文艺思潮的兴盛有关。在整个唐代,一般认为儒、道、释三教并行。事实上,仅从武德、特别是贞观时期来看,虽有尊崇道、释之举,但其目的不过是一种面对两教发展的既成事实,而采取的一种政治策略与技巧,儒教实际上处于一种特尊的优势地位。这是因为在经邦治国方面,特别是对于初兴政权,儒教更加适合于国家建设、统治和政权稳固的需要。

作为儒家学说一部分的文艺观畅行无阻也就成为必然趋势。综观贞观君臣的有关言论,他们强调的是文学的政治、教化和伦理价值。《隋书》卷76《文学传序》云:“文之为用,其大矣哉!上所以敷德教于下,下所以达情志于上,大则经纬天地,作训垂范,次则风谣歌颂,匡主和民。”咏史作家魏征的观点可以说代表了这种文艺观的创作原则。以史为鉴、作训垂范的儒家文学思想意识,决定了作家在咏史诗中颂美规箴,以期有助于现实政治、教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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