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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刺激强刺激与深刺激

发布时间:2021-01-25 10:22:30 阅读: 来源:屏蔽泵厂家

微刺激强刺激与深刺激

近一段时日,社会对第一季度经济数据的关注热度不减,对未来宏观政策的预期和建议仁智互见,各说一词。两个层面的问题:一、7.4%的增长到底是高了还是低了?依据是什么?二、到底需不需要政策刺激,如果需要应有怎样的刺激?多大力度的刺激?   以预期7.5%的年度目标衡量,按惯常说的“上下不过五”,在7%-8%之间就应该是合理区间,7.4%肯定是不低的,符合预期方向。重要的是,要细致、综合地看待宏观经济的其他几个指标。一是GDP的结构,第三产业的增长为7.8%,高于第二产业,远高于第一产业,符合结构调整的要求,也符合长期发展的方向。二是就业,目前全国适龄劳动力的供给数量每年减少250万左右,一季度城镇新增就业人数超过300万,增长速度放缓并没有影响就业。三是收入,第一季度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名义增长12.3%(实际增长10.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长9.8%(实际增长7.2%)。居民收入名义增长速度比企业利润增长速度和财政收入增长速度高出近2个百分点,表明收入分配进一步向居民倾斜;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高于城镇居民。还有,第一季度 CPI增长2.3%,与GDP增长相比,是低通胀高增长的数据结构。

从更广阔的视野看,7.4%不仅不低,而且是高的。中国经济已经持续30多年的超常增长,1978—2013年GDP年均增长接近10%。世界上任何国家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都没有达到如此长时间、如此高而且相对稳定的增长速度。英国1820—1870年GDP年均增速是2.05%,美国1870—1913年是4.04%,日本1950—1984年是7.20%,韩国1963—2002年是8.00%,印度1990—2011年是6.47%。中国持续30多年的超常增长超过了迄今为止所有国家的增长纪录,在世界经济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经济增长的另一面是经济波动或经济周期。有史以来的经济实践表明,不存在一直稳定的“直线型经济”,更不存在一直“高速增长”的经济。经济学里有一个通俗的说法:“生产和价格必然受到战争、新发现、革命或自然灾害的影响,稳定才是需要解释的东西,波动是无须解释的。”经济繁荣与萧条交替循环,是诞生两百多年来的市场经济调节的固有特征,波动是正常的。从这样的常识来看,第一季度7.4%的增长速度是正常不过的,与前期相比不是大起大落,是平滑地小幅下调,应该看作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正常表现。   既然如此,政策就没有必要反应过度,没有必要出手“强刺激”政策。从起源上看,所谓的“强刺激”政策,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引发、催生的,是大危机的产物。1929—1933年,美国的GNP下降了近30%,同期失业率从3%上升到25%;消费价格指数也下降了25%,股票价值由原来“齐胸的水面降到了脚脖子”,股市下跌80%;1931—1935年净投资是负的。凯恩斯认为大萧条是需求方面的原因,是由投资不足和消费不足引起的。由此诞生了应对需求不足的“强刺激”宏观管理政策。  所谓“微刺激”政策,不过是宏观经济管理的日常手段而已,像是划船。船头向左偏时用力划一下左桨,向右偏时用力划一下右桨;一下子调整不到位,用力大了又会过头。微刺激政策的实际调控,无非就这样左一下右一下实现的。“微刺激”不是此时一季度增长速度下行“特别需要”的政策,而是政府管理宏观经济“信手拈来”的“家常便饭”。   我们目前需要的是“深刺激”政策,即深化改革。一般地说,决定经济增长的直接因素是劳动与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投入,以及规模经济、技术进步等这些影响要素生产率的条件;更深层的原因是资源配置的组织结构和制度。中国30多年超常增长的根本动力就在于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释放生产要素的活力,原来中央高度集权、垄断资源配置逐渐“退出”,市场配置资源的领域日益扩大。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确立起来,“制度红利”充分释放。   目前,正在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客观上经济增长到了调速换挡期,同时经济发展模式转换、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寻找新的发展动力,也需要经济适度放缓速度,牺牲一定的增长率。给企业技术创新、产业涵养发育、市场调整完善、政府职能正位一个“休养生息”的机遇期。经济下行压力是深化改革的动力。深化改革是对经济增长的“深刺激”,核心是进一步减少政府管制,收回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放开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   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如何强调都不过分,没有经济增长、不把蛋糕做大就吃不上饭,但是经济增长既是“必需的”,也是“可选择的”。社会福利主要来源于经济增长的模式而不是经济增长本身,追求经济增长不能染上“增长狂热症”。制定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要破除既有观念,更要消除既得特权。公共政策制定是一个博弈,如果经济刺激政策给一些依托政府生存壮大的寄生特权“天上掉馅饼、一夜暴富”的机会,就在根本上损害经济增长的基础;只有对所有的经济主体都具有正向的激励时,经济增长才可能持续,经济繁荣才可能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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